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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资料：
亚美尼亚(Armenia)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，全国总人口约三百五十万人
，于1988年12月7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一分，发生芮氏地震仪规模 6.9级强震
，时间持续约一分钟。地震总共摧毁四个主要城市与三百五十个村庄，据前苏联官方估计，约有两万五千人在地震中丧生，五十三万人无家可归，但根据欧洲国家估际，实际上可能有超过十万人死于地震。距离震央仅几公里的城市Spitak几乎完全被摧毁，全市三万人口中约有五千人丧生，距震央三十五公里的该国第二大城Grumi，约有九成被摧毁，全市二十八万人口中有一万七千余人丧生。除了地震因素外，建筑物毁损还与不当的设计、施工质量不佳与偷工减料有关。
1988年1月，由于种族屠杀事件，约有二十万居住在亚赛拜然( Azerbaijan )
共和国的亚美尼亚裔难民涌入亚美尼亚，大部分的难民住在地震发生区域
，地震使得状况更雪上加霜。震后虽然苏联中央承诺在两年内完成重建，但在事发一年半后，仅完成原先计划15%的房屋与7%的托儿所，绝大部分居民仍住在临时搭建的房舍内。气后不佳、无家可归、失业、家庭破碎、缺少精神卫生专业人员（1989年该国仅有四位合格的临床心理师），使得心理复健更加困难，以美国为主的专家组成「美西亚美尼亚救援组织」，在地震后不久至该国进行地震幸存者心理复健计划，并对灾区内民众的心理状况作持续性的追踪调查。
老年人与成人的心理状态：
在地震发生一年半后，对灾区内18至87岁的成人抽样调查中显示，其中有67%的受访者达到创伤后压力疾患(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, PTSD )诊断标准；比较受创严重度不同地区灾民的症状程度，发现受灾越严重的地区
，灾民的症状困扰也越多；家人去世越多的幸存者，其PTSD症状越严重。
在受灾严重度相同地区，65岁以上老人较65岁以下成人有较多的「过度唤起」( hyperarousal )症状，反之成人较老人有更多的「重复体验」( reexperiencing )症状。研究者认为，由于年轻人大多参与救援行动，接触许多引发痛苦的情境，故出现较多重复体验症状，老年人除了较少参与救援外，因为认知功能退化，故创伤感受的形成机会减少，所以相较于成年人，出现重复体验症状机会较少；另一方面，研究者认为，就生理角度观之，老人的脑干对惊吓反应(startle reaction)的调节能力较年轻人差，所以比成年人出现较多的过度唤起症状。
曾经过历种族屠杀创伤的难民，比未遭遇过者在地震后出现更严重的创伤
。研究者认为，先前的创伤，可能会增加生理与心理的易感性(vulnerability)
，而被日后的创伤经验引发出来，或者可能是因为前次未完成创伤历程，转移到新的创伤反应上，加重下次创伤的严重性。
除了地震的破坏，以及人员死伤对幸存者造成心理创伤，余震、家庭破碎
、缺乏基本生活设施、失业、小区组织瓦解、缺乏精神医疗服务等，对于灾民的精神状况都有负面影响。
青少年与儿童的心理状态：
在地震发生一年半后，对8至16的儿童及青少年抽样调查显示，约有70%的受访者达到创伤后压力疾患的诊断标准；受灾越严重地区的孩童罹患PTSD的比例越高，在受灾最严重的Spitak与Gumri，受访者罹患PTSD比例各高达到91.4%与90.9%，受灾较轻微的城市Yerevan，PTSD罹患率仅有37.2%，此外幸存者中有极高的比例伴随罹患PTSD与忧郁症(Spitak:76%, Gumri:50%, Yerevan:28%)，遭受破坏越严重的城市，罹患分离焦虑疾患(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, SAD)的比例越高(Spitak:49%, Gumri:36%, Yerevan:23%)，此外家人去世的孩童，其症状比没有家人逝世者严重。
青少年与儿童的PTSD症状，多以经验闯入(intrusion)性的痛苦影像、声音与气味为主，其次是存活下来与无能为力的罪恶感；女孩比男孩出现更多恶梦、预期性的害怕与情绪沮丧，但不同年龄的孩子，在症状严重度方面，并未有显著差别。
地震发生两年半后，儿童幸存者约有30%具有PTSD症状，未经历的对照组仅有4%，比较震灾后迁往他处安置与继续留在家园孩子的心理状况，虽然安置他处的孩子大都丧失家人，但两者出现PTSD的比例( 32%vs.28% )没有显著差异，研究者认为，虽然接受安置的孩子大多经历丧亲之痛，又要面对新的生活，但新环境可以提供较佳的生活照顾，对于心理复健有正向的帮助。
地震发生六年半至七年半后，调查儿童的道德发展，以及心理病理对良知功能影响( psychopathological interference with conscience functioning, PI )。研究发现受灾严重地区的孩童，其道德发展层次较受灾轻微地区的孩童高，反之PTSD却对其良知功能造成负面影响。研究者认为，受灾严重地区的孩童，必须负担起较多的责任，可能面临较多的道德决策情境，并促发孩子思考；但灾难同时也会使孩童对世界与他人持负面观点，由其震后恶劣的环境、社会家庭关系的解组，使得孩童对于「对」与「错」变得不在乎。而这样的矛盾，可能会造成孩子的焦虑，并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与学业表现。
总之，除了地震威胁外，家庭破碎、亲人死亡，震后缺乏教育、基本生活设施的恶劣环境，对于青少年与儿童的心理状况造成不良影响。
结语：
创伤事件及幸存者受威胁的程度，都是影响创伤后压力疾患的重要变项，故不同的创伤事件，对社会与个人的影响也有不同。例如天然灾害（如地震、飓风）或技术灾害（如辐射外泄），大都对某个区域的民众造成相当程度的影响，战争则造成以青年男性为主的军人心理创伤，单一的性侵害或受虐事件的受害者通常只有一人；所以同样类型的事件，因为背景因素不同、造成威胁的严重度不同，对幸存者们影响的程度各异，故严格来说
，到底创伤事件会对多少人造成心理创伤，应需要 case by case的考虑。此外，研究者使用不同的诊断或测量工具，可能也会影响调查结果，例如有的研究使用DICA-R判定受测者是否达到PTSD诊断，有的则使用 CPTSD-RI
。这些都是在阅读相关文献时，必须要特别注意的。
当我们发现亚美尼亚地震数年后，仍有极高比例的幸存者罹患PTSD或其它情绪疾患时，并不代表集集大地震也会对台湾社会造成类似规模的影响，但对于受创严重的灾民来说，他们心灵所受到创伤，绝不亚于亚美尼亚的幸存者。事实上，台湾不像当年的苏联，有严重的政经危机与种族冲突，受地震影响的规模也远低于亚美尼亚，所以我们应有更优势的复原条件，但还需要政府的长远规划，和民间的参与及监督，否则造成灾民心理创伤的不只是天灾，可能还有人祸呢！
参考数据：
美国学者 Armen K. Goenjian, Louis M. Najarian, Robert S. Pynoos 等人，长期研究亚美尼亚地震幸存者的心理状况，所发表文章见于各精神医学期刊，有兴趣的人可自行搜寻参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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